“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发展新贡献—

[摘要]　 “三个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新贡献在于：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阶级性与人民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的高度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性质的科学定位和创造性回答；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执政兴国的行动纲领；集中体现了当今时代主题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我们党面向21世纪的政治宣言。
[关键词]　 “三个代表”；　建党学说；　新发展；　新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7）06-0005-05
《江泽民文选》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其中，以“三个代表”为纲领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扎根于我们党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顺应了时代发展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新机遇、新挑战，创造性地回答了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下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关键问题。“三个代表”科学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达到了更加理性、更为自觉的新阶段，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是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
一、执政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长期悬而未解的历史课题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考察欧洲主要国家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汲取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揭示人类历史一般规律，指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发展方向的同时，找到了唯一能够担负实现这个历史使命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他们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在领导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等工人政党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同盟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等重要文献，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政治使命、纲领策略、组织原则等，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基础，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成长、发展、壮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20世纪初，列宁敏锐把握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与俄国落后的资本主义国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不同于旧式社会民主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特别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为指南、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具有统一意志、统一纪律、统一行动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按照列宁党建思想组织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执掌了全国政权，创建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继列宁之后，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基本原理，通过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纲领开展党的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依靠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挥全党积极性，发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等，回答解决了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全国范围和广泛群众基础、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为得到广大人民衷心拥护的执政党。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奠基和初创阶段，列宁、毛泽东的丰富发展和成功实践阶段，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既有许多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建设都不可动摇、不能移易的基本原理原则，也包含一些只适应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建设的具体方针和战略策略。但从总体上讲，这一理论体系主要是回答解决作为革命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对于党执政之后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留下现成答案。列宁、毛泽东虽然有过这方面的探索实践，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观点，取得了重大的成效进展，但应当承认的是，列宁、毛泽东执政时期的党建实践，主要还是沿袭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建设的基本思路和方式方法，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因此，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长期悬而未解的重大历史课题。
在我国，最先对这一历史课题进行全面深入探索实践并取得突破性进展成效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在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同时，对于“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6页)等至关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积极实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包括：端正和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政治路线；确立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提出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摈弃了以往靠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来开展执政党建设的错误做法，初步开创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等等。在邓小平的正确指导和大力推动下，执政党建设逐步摆脱极“左”路线的长期困扰，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实践和理论贡献，为“三个代表”科学论断的应运而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二、“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我们党阶级性与人民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的高度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性质的科学定位和创造性回答
党的性质，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所在。回答执政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首先必须对党的性质作出科学定位和正确回答。从起源上看，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是毋庸置疑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工人阶级为实现其历史使命而建立的政治工具，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可动摇、不能移易的根本原则。但是，党的性质并非抽象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动态发展的。由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党的性质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也应有所不同。只有与时俱进地不断赋予党的性质以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才能在各个历史时期真正得到体现，作用才能真正得到发挥，党才能够充满勃勃生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党就自觉地以劳工阶级为基础，以领导从事工农解放运动、为工农群众谋福利为己任。建党初期，毛泽东就鲜明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先锋队性质的党。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抗战时期，根据历史事件和历史任务的变化，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人民解放，他又与时俱进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按照毛泽东党建思想，1938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对我们党的性质作出了“两个先锋队”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1945年6月通过的七大党章，是我们党走向成熟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它开宗明义地对党的性质作出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一规定，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也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围绕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我们党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通过整风的形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全体党员，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改造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求广大党员努力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从而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提供了切实可靠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执政之后，由于党所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本来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但遗憾的是，直到“三个代表”科学论断提出之前，我们党在执政后历届党代会制定的党章关于党的性质的表述，基本上都沿袭了七大党章的提法，未能超越革命战争年代对党的性质的定位。比如，1956年制定的八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定的九大党章，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严重影响，错误地提出了“五十字建党方针”，即“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十一大党章又重申这个错误方针。十二大党章拨乱反正，把党的性质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十三大至十五大党章都继续沿用了这个规定。党章关于党的性质的表述规定，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党性质的认识水平，反映了执政党建设实践的基本状况。
总结党的建设经验，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论断。2001年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并进一步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八十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根据这一论断，十六大制定了新党章，对党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规定完整、准确、科学地概括出处在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的本质属性。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又切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体现了我们党所处的执政地位和担负的历史使命，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三个代表”的概括提炼，把党的性质定位由以往单纯的、静态的阶级层面，进一步推进到先进生产力这个更深的、动态的层面，并创造性地拓展到思想文化层面，最终落实到“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根本价值取向之上。这既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也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及对执政党寄予的重托厚望。“三个代表”的性质定位，集中体现了我们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先进性与广泛性的高度统一，为执政党的性质注入了新的丰富的时代内涵，为衡量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具体明确的检验标准，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性质的科学定位和创造性回答。
三、“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执政兴国的行动纲领
党的纲领，是党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制定科学的纲领和路线，是正确开展党的建设的基本前提。正如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能够在事态发生任何转折时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页)党的纲领既包括党的长远奋斗目标，即最高纲领；也包括党的近期奋斗目标，即最低纲领。围绕党的纲领和路线开展党的建设，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党成立80多年来，按照《共产党宣言》指明的根本方向，结合不同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历史任务，正确制定并以鲜明简洁的语言提出了一系列行动纲领和路线，引领激励广大党员和群众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不断前进。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响亮地喊出了“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纲领口号，唤醒了千百万工农群众起来闹革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向全民族发出了“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政治号召，倡导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救亡图存，赢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又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推翻三座大山”的总动员令，明确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引领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胜利实现《共产党宣言》确立的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
党执政之初，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带领全党积极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52年，我们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根本转变，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确立为全党的主要任务和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但遗憾的是，八大制定的纲领和路线并没有坚持下去。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失误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确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初步找到了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新局面。
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全面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并指出：这三者“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相继确立之后，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紧密围绕正确的纲领和路线，进一步明确党的建设的目标方向，卓有成效地组织开展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因此，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执政党的建设纲领，为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提供可靠保证，就成为我们党亟待回答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江泽民同志审时度势、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论断，从经济、文化、政治三个基本方面，集中地、科学地回答了处在新的历史方位的执政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用最简洁、最鲜明的语言，表明我们党的性质，公开树起了我们党用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光辉旗帜。“三个代表”科学论断，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一脉相承、相互贯通、交相辉映，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对执政党建设提出的根本要求，集中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执政目标与执政过程的统一、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统一，从而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明确了目标方向，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执政兴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纲领。
四、“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当今时代主题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趋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我们党面向21世纪的政治宣言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关系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544页)回顾考察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150多年的光辉历史，每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时代主题和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
19世纪4O、5O年代，欧洲主要国家相继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市场竞争、殖民掠夺在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额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空前剧烈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基于这种时代背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找到了通向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途径，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同时革命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列宁、毛泽东敏锐把握历史机遇，大胆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分别创立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共同回答了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课题，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学说实现由理论和理想变成现实社会制度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形势，面对“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的时代潮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分析本国国情，系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论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历史课题，分别作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科学的回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执政党建设实践的成功结合，共同推动了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产生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形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于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大时代背景，共同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时代课题。但是，两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内容上各有侧重。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于我国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形成发展于世界大格局刚刚开始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向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转换的交接更替时期，重点回答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发展于我国改革开放多层次、全方位展开时期，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的国际新形势，集中回答解决执政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关键问题，并进一步深化、拓展和丰富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从历史的、长远的眼光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非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而是同一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丰富、发展、创新，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作出的积极的、强有力的理论回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执政党性质、纲领的新概括、新表述，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充分体现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趋势，率先抢占了21世纪时代的制高点。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我们党历经80多年依然生机勃发的根本原因所在。纵览人类历史，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无论阶级、集团、政党，其地位作用和前途命运如何，归根到底，都取决于能否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列。当今世界，任何一个企望对推动社会发展有所作为、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支持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都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并能够给本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否则，终将会被历史和人民抛弃，终将难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结局。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进行了整体规划、全面部署和科学安排。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一系列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理念；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党的执政目标；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战略任务，对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战略思想，组织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路子，等等。这一系列精辟思想和重大举措，大大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全面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也以新的姿态和实际行动向世人庄严宣告：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坚持“三个代表”，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沿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大道，脚踏实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世界走向文明、进步、和谐。